北京家政女工李梦雨专门为周六写过一首诗：“周六周六/天还没亮/我的心像小鸟一样/早已飞出了窗外/因为今天是周六。”周六是她的避风港，她也在每个周六起航，去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。
手机播放音乐，双脚不断交替，节奏越来越快，长发也随之摆动。跳舞时的李梦雨看起来很快乐：“这就像健身房的跑步机，要左左右右一直动。”
李梦雨是个家政工。每个周六，她会早早起床，穿上漂亮衣服，悄悄走出雇主家。
去鬼步舞的“根据地”要搭一班公交，她通常会带个蓝牙音箱，但最近它一直出故障，不是突然出声，就是自动关机。
在众多“以舞为友”的姐妹中，51岁的李梦雨个子最高，身材苗条，偶尔想睡个懒觉，但她不敢，因为晚一点出门，雇主家的小男孩就该醒了，她也就走不了了。
地上落满了黄色树叶。李梦雨拾起银杏叶时，就想起刚来北京时看到的银杏树，“把我给看愣住了”。
从那以后，每次带雇主家孩子去公园时，她都会捡一些银杏叶带回去。到了春节，她已经攒了一大袋。她把树叶带回老家，母亲见了问她：“带回树叶做什么？”
2016年的春天，李梦雨坐了一夜大巴，终于来到北京六里桥客运站。她精通手机，查到自己的目的地在通州的土桥。
她在平凉妇联打听过，北京有一所家政培训学校，对安徽、河南、甘肃这三个省份的学员免费，还能解决工作。
过去她在银川做过几年育儿嫂，中途请假去扬州处理大儿子婚事，没想到女方家开口就要40多万元礼金，最后婚也没结成。
从那以后，李梦雨觉得要多挣点钱才行。从小她就有北京梦，年轻时没有实现。“反正都出来打工了，为什么我不来北京呢？”
大巴车到了学校，老师见到找上门来的李梦雨，马上夸她：“你自己过来的？你真聪明，别人都是我们去车站接。”
有一天，家政学校来电话，说有个雇主要见她。新雇主很严格，女主人要求一定要跪着擦地板，晚上安排她睡客厅的沙发。
有一次起床时，李梦雨发现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她，此后她就睡不好了。“天不热还好，夏天还得捂着衣服睡，不把人捂坏？” 还没干完一周，她就主动辞职了。
此后，她找到了现在的家庭，年轻的夫妇对她很好，给她买家居服、羽绒服，让她用他们的衣柜，甚至主动把工资加到每月5800元。
北京的房子不如农村的大。在这个海淀区的两室一厅里，年轻夫妇和父母以及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。李梦雨睡在杂物间里，在那里她有一个小床铺，稍有动静就会吵到卧室。
她负责照料小男孩，从孩子满月起就开始带他了，那时不能离手，定期温奶瓶、喂奶。两年多之后，小男孩已经会跟着她跳鬼步了。
他很依赖李梦雨。李梦雨有时和女儿视频聊天，男孩会一把抢过电话：“姐姐，姐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吃了没有呀？”
有一次，小男孩不太开心，妈妈去抱也不太乐意，但他转眼间就钻到了李梦雨怀里， “当时感觉女雇主不太高兴”。
李梦雨逢周六休息。头几个月，她会约在家政学校认识的姐妹出来闲逛。她带上馒头和咸菜，坐在草坪上和她们一块说笑爱体育，就这样消磨掉一整天。
公园的空地上常有一群人跳舞。李梦雨和姐妹们经常在一旁看，这时有一些男人会邀请李梦雨当舞伴，但她通常摇头婉拒。
李梦雨说自己不会跳舞，但她其实是抗拒一种不可预知性。“不知道这些男人的底细，害怕随便卷入一种关系里。”
一天，一个中年男人拉住李梦雨的手，邀请她一起跳舞。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僵硬，抖动着后倾，挣脱后就快步跑远了。之后她再没去过那个公园。
李梦雨在上世纪90年代结婚，她和丈夫是村里最会跳交际舞的一对搭档。她说自己平时像个小伙子一样干活。
有一天，村子里开了个小舞厅，他们干完农活后，直接扛起锄头去了舞厅。从门口望去，里面光线昏暗。
那天市里来了几个工商局的人，他们让舞厅老板问李梦雨，愿不愿意一起跳舞。李梦雨摇头拒绝，但丈夫却说：“去试试吧，学会了回家教教我。”
音乐响起，她跟着对方的节奏跳了起来。舞毕，对方称赞她：“你还说自己不会跳，跳得那么好。”
李梦雨其实从小就对唱歌、跳舞感兴趣。在婚宴上，人们听说这个新媳妇很会唱歌，要李梦雨唱几首。
她很开心，站在炕上模仿起电视里的明星，让亲友们点想听的歌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点歌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那天，李梦雨从晚饭后一直唱到凌晨1点，仅剩的一些人也打着瞌睡回家了，“他们忘记闹洞房了，也没人乱摸我，把我高兴的”。
从那以后，这对年轻的夫妻吃好晚饭后，就让几岁大的儿子找奶奶，两人趁机去小舞厅。很快，丈夫也痴迷起跳舞，甚至连皮鞋的底都被磨掉了。
舞厅的老板常请李梦雨上台唱歌，门票也给免了。“有时音箱在唱，别人都说梦雨又在唱歌了，其实根本不是我。”
回忆过去时，她认为自己在那时跳得很好，以至于村里有一些男人专程赶来约舞。
这时，她会望向坐在一旁的丈夫，如果他下巴微微往下，就代表同意；不做声的话，那眼前的男人就只能失望离开了。
“我才懒得勾引她们老公呢，谁稀罕？”李梦雨不在乎听人说她不正经。干完农活去小舞厅，成了她最开心的事，“有时老公也会吃醋，只是嘴上不说”。
乡村的舞厅只在秋天后营业，农历新年时生意最好，最多几十个人同时跳，几乎都挪不开身。不过好景不长，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城打工，三年后舞厅就倒闭了。
1997年，因为当地旱情，李梦雨家的烤烟减产，她丈夫也成为大城市建筑队的一员。
在这之前，李梦雨也有机会离开农村。有一天，一个男人登门拜访，对方办了个红白喜事的乐队，想请李梦雨当主唱，收入远高于种地。
二十多岁的她听到很高兴，但丈夫当即拒绝：“一个女人家不务正业，怎么能跟着别的男人去干那个？”
这让有过歌唱家梦想的李梦雨有些心碎。此后，她觉得自己从爱幻想的女孩变成了有些自卑和胆怯的人。
舞蹈室在一栋大厦的地下室，每天早上9点多，其他家政工姐妹会陆续过来。进门处有一张大桌子，她们对着投影屏唱卡拉OK：“你身在他乡，有人在牵挂。”
这里是鸿雁之家的活动室。门口有个饮水机，一旁的杂志架上摆放着可供拿取的资料：《鸿雁通讯》《家政工城市生活实用手册》《反对性骚扰手册》……
2018年，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，在北京市备案的家政工有30多万人。每到休息日，她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。
鸿雁之家就像是为了李梦雨开的，这里会定期办音乐、舞蹈工作坊，有时会请老师上法律课。来过几次后李梦雨觉得很受益。
“我一直认为干保姆很卑微，但老师告诉我人人平等，只不过工作不同罢了，要自己看得起自己。该笑时就笑，难过了就发泄，不要让自己太压抑了。”
没有主题活动的周末，李梦雨和几个姐妹也会来到鸿雁之家，这个简陋的办公室就像她们暂时歇脚的家。
另一个房间常被用来当舞蹈室，地板上贴着黑白相间的塑料布，有一面贴墙的大镜子，角落里堆着几个瑜伽垫。
10月的一个周六，李梦雨去先锋剧场看话剧《劳动交流市场》，参演者都是她在皮村文学小组上认识的朋友。
一个想当艺人的女孩报名参加真人秀，导演为了拍摄效果，一次次让她从水上挑战中摔了下来，最终却没用这个镜头；
黑暗的小剧场里，李梦雨流了好几次泪，因为话剧里的故事都是真的。她想到了自己一直等到39岁才离开村子，去了县城。
2005年，丈夫意外出了车祸，肇事司机家里穷，无法及时赔付，为了不耽误治疗时间，她和丈夫放弃了法律诉讼，但丈夫最终失去了左小腿。一个月后，她姐姐突发脑溢血去世。
那段时间她很少说话，人也不再活泼，唱歌时再也唱不了高音了母婴。出门的决定，更像是自己被凭空推了一把，被推向了外部世界。
两个儿子两年后考上县高中，那时家里急需用钱，李梦雨就在县城开蒸馍店，顺带照顾儿子。
一个男人常来买馒头，有一次他向李梦雨表白：“我给你找一个工作，过更好的生活。”
李梦雨沉默片刻后说：“你要来找我聊天，可以的，要是有别的心思，就不要说了。”
开了两年店，她觉得这么辛苦也没意思，就把店转让了，去外面打工赚钱。她跟着亲戚去过内蒙古、兰州、银川，在啤酒厂、医院、蛋糕店、餐厅都待过。
打工并不像她想象中那么轻松。她舍不得用钱，再没买过新衣服，休息日也不出门。
李梦雨的第一份工作在啤酒厂，她被分配到回收车间，检查从街边回收的二手瓶子有没破损，没的话就把里面剩下的液体倒出，“有的里面装的是尿，很难闻”。
有一天，装有16瓶啤酒的箱子掉下来砸中了她的脚，脚趾头被砸烂了。她不敢张扬，忍痛用卫生纸包住，穿上袜子继续干活。
对啤酒厂来说，冬天就是淡季，她害怕被辞退。“现在做梦都烦，每天耳边机器轰鸣，玻璃瓶子破碎发出刺耳的声音。”
有一天，她去朋友推荐的服装店买衣服，一进门就看中了一件中式马夹和一条白裙子“原价3000多元，最后卖我1000元”。
原来她要参加一个中老年模特大赛。到了会场，她才发现参赛的中老选手都化好了妆，而且都是组团而来，人手一个大皮箱家政。
“她们拿出高跟鞋，有这么长的耳环、这么长的假睫毛。” 李梦雨用手比划着，“立马把我比下去了，当时我就没自信，也没走好。”
2018年，她在网上搜索“打工”等关键词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叫“劳动者的诗与歌”的文艺晚会，还看到了徐良园写的诗《逃跑的牛郎》，讲述打工夫妻在城市团聚，但已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故事。
李梦雨随后加了组织者小付的微信并问道：“我是干保姆的，可以来表演吗？” “当然可以，我们就是欢迎咱们打工的人。”
那天，徐良园也来了，他告诉李梦雨：“我们文学小组每个周末都有活动，你也可以来参加。”
李梦雨听了很激动。她从小就爱看书，小学爱看《故事会》，初中看过《智取威虎山》《儒林外史》，她最喜欢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“看得又哭又笑”。
在皮村文学小组，每周都有大学老师、作家来上课，和普通打工者分享文学作品和线年，文学小组专门为了李梦雨而把时间改到了周六晚上。
在文学课上，李梦雨找到了久违的阅读兴趣，也开始写东西。老师们会奖励图书，因为写东西勤奋，她得到了很多本。
春节回家的时候，她带走的不再是树叶，而是一本本书。“我想着，等老了，也能在老家看看书、写写东西。”
在文学讨论课中，同为家政工的范雨素会语速很快地发表看法，人们喜欢她的直率与犀利。李梦雨则很少主动发言，非常内敛。
两个人平时很少交流，但总会热情地打招呼。范雨素鼓励李梦雨多写自己的故事，“她告诉我只管写，就当记流水账，要先写出来”。
李梦雨变得忙碌了起来。每个周六上午她都会在鸿雁之家，下午坐公交车去六环外的皮村，中间需要转一趟公交，路途要一个半小时。
她写过自己早年在外打工、丈夫遭遇车祸、有关北京的生活碎片等主题。她还上过《超级演说家》节目，讲述家政女工的故事。为了写演讲稿，她专门找姐妹在鸿雁之家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大家都哭了。
“我们在首都北京的眼里那么渺小，像一粒尘土一样，我明显看出你——挑剔的目光，不受待见的眼光！”
李梦雨会把写好的文章给丈夫看，其中包括她写的两个家政女工，她们在城里和其他男人好上了。丈夫常在微信聊天时提起，“你以后也要跟着那两个女人学了”。
李梦雨很喜欢范雨素在写作中的直率，觉得自己缺乏这种勇气。她读过好几遍《我是范雨素》，对几个句子印象很深，其中包括“我和那个男人草草结婚”。
李梦雨也谈到过自己的婚姻。“后悔？也不后悔。不过下辈子要重新选，我不跟他结婚。我想选一个脾气好、个子高、会理解人的。”
她至今记得父亲多次殴打母亲，她9岁多时，母亲拿起劈柴的斧头扬言要自杀，她赶快过去抢，锋利的斧面割伤了她的手，到现在手上都有痕迹。
出于这种恐惧，她和现在的丈夫结了婚，因为两人在一个班同学过，“懵懵懂懂，没有挑没有选，我只害怕嫁给一个陌生人”。
“孩子觉得做得好，老公也能挑出很多毛病来。我只好点头，要是稍微说几句，他就要掀桌子、打人。”
后来，李梦雨渐渐了解了丈夫的脾气。然而有一次，丈夫和公公在饭桌上吃饭，中途两个人吵了起来，谁也不服谁。
突然，丈夫大喊“不讲了！”，手里的碗往房梁上扔去，碗里的面正好落在这个愤怒的男人的脸上。自从出车祸后，丈夫的脾气变得更差，让人琢磨不透。
直到今天，李梦雨的耳朵总有嗡鸣声。每周六，在漫长又摇晃的公交车上，她都要忍受着疼痛。
那源于丈夫某次对她的殴打，当时她耳朵剧痛，几天后去了医院，被告知耳朵穿孔了，要做手术。为了省钱，她无奈地回家，而这种疼痛至今仍在陪伴她。
也是在那一次，李梦雨发现自己真的恨丈夫。她下定决心离婚，再找一个男人，并在外打工一整年，赌气不回家。
过年回家的时候，她发现丈夫的态度变好了，手机里都是她的照片，“我回去时，他总让我别干活，也就原谅他了”。
来北京后，她发现丈夫变得更依赖自己。春节的假期总是很短，丈夫不舍得让李梦雨走。
去年他赌气，问李梦雨是不是在外面有了情人，所以着急要去北京。李梦雨听了很不高兴，把包放在地上，“我现在就把火车票退了，不去北京了”。
丈夫听了不做声，最后还是开着三轮车，把她送到了车站。她曾提议让丈夫来北京当保安，这样就能常见面，但丈夫没答应，选择留在家乡给人看管果园。
北京确实不太一样，李梦雨坦言自己会对邂逅一段感情有所期待，这种念头更多出现在自己生病时、一个人坐在公交上时，这种时候特别希望有人照顾和理解。
这几十年来，她会梦见同一个小眼睛的人，他总在远处温柔地看自己，但两个人从没说过话。
前段时间，她梦见自己在火车厢里，这个男人从旁边经过，伸出手，好像要抚摸她的头发。她心里怦怦跳，再抬头看时，人已经远去。
李梦雨想着，有一天她要把自己做的梦都写下来。其实“李梦雨”也不是她的原名，“不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，可能是不喜欢过去的自己”。
2019年春天，她做了一个梦，醒来后很久没来的月经又来了。外出打工的这些年，她很多次回家，都刚好来了例假，丈夫会有些不满。
很多出门在外打工的女性，都会碰到这样的尴尬事，她们大多羞于谈性，很少有人知道，服用避孕药可以推迟经期。
直到那次梦醒来之后，她又一次感觉到自己很年轻，她专门写了首诗：在恐慌焦虑中/沉沉睡去/而你/却像个调皮的孩子/又偷偷的/在我身上/画一朵娇艳的桃花。
谈到家乡，李梦雨开始变得陌生和有距离感。春节回家，村子的人都在看短视频，“他们一边看一边笑”。
她从不敢把自己写的故事给村里人看到，担心会沦为他们的笑柄，“我和老家的人对事情的理解和看法都不太一样”。
村里人对李梦雨的生活很不理解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李梦雨早就不只是为了打工而去北京。
她把留在北京当成一种事业，“我还想上更大的舞台，去唱歌跳舞，去写更多文章。只要身体好，希望能在北京一直干下去”。
“周六周六/天还没亮/我的心像小鸟一样/早已飞出了窗外/因为今天是周六。”
“感觉这一天竟这么短暂，我还没有练完一支喜爱的舞蹈，没有学会唱那首流行歌曲，还有好多话没和姐妹们说完，周六这一天就哧溜一下过去了！”
从文学小组出来后，李梦雨常要快跑到村口赶末班公交车，这一路要一直往前奔，不然会错过末班地铁。
回到家后，她怕打扰雇主休息，进门时和出门时一样静悄悄。入眠不久后，新的一周又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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